王逸少、张伯英，古来几许浪得名！
    敢这样激扬文字、猛批两位书圣的人肯定不简单。
    有人说，唐初王羲之书法“不激不厉，风规自远”的儒雅风格迎合了此时的审美趣味，加之唐太宗对王羲之书法极力推崇，导致了初唐时期“独尊王羲之”局面的形成。然而进入盛中唐以后，国力强盛，社会高度开放，当时有一百多个国家与唐朝交往，大量西域文明的传入与传统文化激烈碰撞、融合，迅速促进了审美观的改变。初唐华艳清绮的文风转变为盛唐的豪放雄浑；初唐的瘦硬姿媚书法转变为盛唐的雄壮豪放……这种审美风尚的转变引发了对王羲之的批评。傲岸不羁的李白狂放不羁地喝道：“王逸少、张伯英，古来几许浪得名！”文坛领袖韩愈在《石鼓歌》中称“羲之俗书趁姿媚”，其原因在于当时的审美风尚更欣赏雄壮的书风。张怀瓘亦是如此，批评王羲之书法“无丈夫气”、“乏神气”。显然，王羲之秀雅、灵巧、俊逸、柔媚的书风与新的审美观不合拍。其实对于张怀瓘批评王羲之一说的引述可谓以大换小，偷换概念。而对于整个论说，显为以偏概全、后知后觉之说。尤其是对于李白和韩愈的言辞，严重脱离两者的生成语境，其说自然有失偏颇。
    李白是在一首诗《草书歌行》中涉及王羲之的。这是为怀素的草书唱赞歌的一首很特殊的诗：“少年上人号怀素，草书天下称独步。墨池飞出北溟鱼，笔锋杀尽中山兔。”其在颂扬怀素草书的同时，列举了几位书家来进行比照甚至打击，借古论今，以抬高怀素的草书。
    草书可以说是一种情感表现力最强的书体，无论从笔画、结体以及章法等各个方面来说，自由度也是最高，个人的发挥性也必然是最大的。王羲之处于今草刚刚产生的时代，自然不可能创变出唐代那样激情澎湃、挥洒自由的大草书法。拿刚产生时期的今草与唐代的大草作比，显然不能具有什么说服力，更不是专业性的一种阐释。故“古来几许浪得名”的评述，不但不符合书法史实，更有不懂书法之嫌，因此这句诗和后面的那句“张颠老死不足数”一样，只是符合李白这样一位浪漫主义诗人身份的一种狂语罢了，实在没有任何的专业理论价值和书法审美价值。从传为李白所书、书风更像宋人尤近黄庭坚的《上阳台帖》来看，真假先不说，其书法水平尚不足以抗衡大家。“不以能书传”（黄庭坚语）的李白作为一个文学家和浪漫主义诗人，其观点原本就有夸饰之嫌，说服力自然有限。何况其诗歌语境当中也只是讲的草书，根本未涉及王羲之的其他书体。那么，这样的连书法审美都未能涉及的两句诗，怎么能够说是代表时代审美风尚的一种棒喝呢！退一万步讲，即使它代表了时代的审美风尚，恐怕只是借古喻今的一种艺术手法而已，其实与贬不贬低王羲之和张芝的书法成就无关，王羲之和草书二张恰好能够代表李白那个时代之前草书艺术的巅峰成就，就被李白拿来为颂扬怀素而当了一回冤大头。
                    （蔡显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