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的一天，初夏的阳光透过安阳市北关区法院的玻璃窗，在地板上投下斑驳的光影。阿丽（化名）攥着一张边角磨损的欠款单走进来，无助地对我说：“3000多块钱，拖了好几年。老张的店关了，电话也不接，我实在没办法了。”
    欠款单是老张亲手写下的。此前，因与老张的欠款纠纷，阿丽向法院起诉，并申请财产保全。法院冻结了老张的账户，但所有账户里的余额加起来还不到欠款的零头。我和同事多次拨打老张电话，那头始终是冰冷的系统提示音：“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开庭当天，被告席空着，阿丽坐在原告席上，每一次陈述时都向我出示欠款单。案件事实清楚，欠款单是铁证，我们依法作出缺席判决，判令老张10日内支付欠款及逾期利息。
    判决书送达后，该案在程序上已了结。新的案件接踵而至，占据了我的时间。然而，不久，阿丽的电话打了过来：“老张一分钱没给！我要申请强制执行！”
    我立刻安抚她的情绪。根据督促履行工作机制，我再次尝试联系老张，这一次，电话接通了。“老张，我是北关区法院法官。”我语气平和地说，“阿丽起诉的案件，判决已经生效……”电话那头，老张的声音沙哑而疲惫：“法官，欠款我认。只是这几年生意难做，我多年的积蓄都赔了进去，还欠了好多外债，现在别说3000，300我都拿不出来。能不能跟阿丽说说，先把我账户解除冻结？我找亲戚想想法子，一旦凑到钱，我立马还她。”
    我把老张的话转述给阿丽，她一口回绝：“不行！上次他说‘三天就还’，结果拖到现在。必须先给钱再解除冻结！”
    放下电话，我陷入沉思。一边是账户冻结导致的履行障碍，一边是信任崩塌后的寸步不让，这道先解除冻结还是先给钱的难题，实质上是两颗心的隔阂。我决定再做一次努力。
    我拨通老张的电话：“老张，强制执行不是目的。如果走执行程序，你账户里的钱会被直接划扣，不够的话，还要调查你的其他财产，你还会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以后贷款、坐高铁，甚至孩子入学都受影响。阿丽也有她的难处，你得换位思考。”“我尽量试试吧。”老张的语气稍微松动，“我给她现金，她会不会以后不认账？判决书上还有利息，我算不太明白，怎么办？”
  “我来安排，咱们在法院见，当着我的面交接，我给你们做个见证。”挂了老张的电话，我又给阿丽打过去，把老张的实际困境和筹钱意愿告知她。最终，阿丽同意暂缓申请强制执行，给老张几天时间筹钱。
    3天后，老张走进法院审判庭，从上衣口袋里拿出带着体温的钞票。“找了好几个亲戚朋友，凑了4000，都在这里了。法官，你算算我一共该给多少钱。”沉默片刻，他又低声问：“我是从外地过来的，剩下的钱够不够我回家的车费？”
    我拿出计算器，细致地为两人解释利息的计算方式、法律依据及起算时间，最终，两人对数额都表示认可。老张将现金郑重地交到阿丽手中。阿丽清点了两遍，脸上露出释然的笑容，从包里掏出解除保全申请书，当场签署。一直紧绷着脸的老张也如释重负地笑了。
    我常想，司法的温度不止存在于法庭之内，它在判决后持续传递，如涓涓细流，延伸向生活的远处，抚平诉讼带来的波澜，让当事人重新获得内心安宁。（作者系安阳市北关区法院立案庭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