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城县法院颍桥法庭员额法官孔令哲/讲述
    河南法治报记者胡斌通讯员潘国庆/整理    那天，我走进法庭大门，看见院子里站着20多名农民工。他们穿着满是尘土的薄衫，像一排苍劲的老树扎根在泥土里，领头的那个人手里紧紧攥着一沓皱巴巴的纸。
  “孔法官，您得给我们做主啊！”男人一开口，似乎积攒多日的情绪终于得到宣泄。他是老张，54岁，是襄城县某建筑工地的工人。身后那群人都是他的工友。
    我接过那沓纸，欠条上的红手印像一个个未愈合的伤口。该案涉及农民工工资共计29.5万余元。
  “马孟，带大伙先去审判庭休息一下。”我让书记员去倒上热茶，“我这就联系企业负责人。”
    电话回铃音响了，我数着，心悬着，终于在回铃音响起的第十八声，一个沙哑的男声传来：“喂？”
  “是李总吗？我是颍桥法庭孔令哲。”电话那头传来此起彼伏的咳嗽声，“您公司被起诉拖欠工资的事，今天农民工代表已经到法庭了。”
    电话那头，李某的解释夹杂着叹息。原来上游开发商拖欠工程款，李某的公司账户早已捉襟见肘。这虽不是恶意欠薪，但农民工的工钱不能等。
    回到审判庭，农民工们的议论声不停，纷纷诉说各自生活的不易。
  “大家伙听我说。”我提高声音，从公文包掏出一沓文件，文件里是法庭对该工程公司的资金往来及财务情况的调查记录，“他们是项目上资金回流不够及时，导致大家没有拿到工资。但是这也不是他们欠薪的理由。今天无论怎样，一定会给大家讨个说法。”审判庭渐渐安静下来。
    随后，在工地的一间办公室，我把《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翻到第三十六条，对李某说：“李总，农民工的工资受法律特殊保护。就算开发商欠您钱，您也得先垫付工资。”
    接下来的调解安排在周五上午，李某没来，其公司的代理人王律师到场参与调解。结合原告方的诉求、被告公司目前所处的困难，我知道一纸判决并不能实际解决问题。经过长达3个小时的反复调解，我们敲定方案：公司分四期支付工资，8月31日支付10%，10月31日前支付35%，11月3日前支付20%，12月31日前支付35%。我在调解书上加了一条：如未按期履行，原告有权申请对下余全部欠款的强制执行，且被告还应支付逾期违约金。
    但我知道，这还不是终点。之后，我隔段时间都会给李某打一个电话，问其公司经营得怎么样了，能不能提前把工钱支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