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2027年检察改革工作规划》明确提出构建“治罪与治理并重”的轻罪治理体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也强调建立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然而，轻罪案件激增会导致司法资源紧张、犯罪附随后果泛化等问题。相对不起诉制度作为程序出罪的核心路径，其作用不仅体现在审查起诉阶段的程序性终结，避免案件进入审判程序，也体现在通过“过滤”轻微犯罪、减轻司法负累，避免过度犯罪化对个体的标签效应，推动轻罪治理从惩罚本位向修复导向转型。但实践中，相对不起诉制度存在法律适用标准模糊、听证程序形式化、行刑衔接不畅等瓶颈，亟须系统性优化以提升轻罪治理效能。
    一、现行相对不起诉制度的实践困境    一是法律适用标准模糊，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犯罪情节轻微”缺乏量化指引，导致区域间存在裁量差异。如盗窃案件在退赃比例、和解要求等方面存在区域差异，容易引发“同案不同判”争议，导致削弱法律适用的统一性，损害司法公信力。二是裁量依据单一化，过度依赖认罪认罚、赔偿谅解等形式要件，忽视对行为人社会危险性、修复效果的实质考察，难以从本质上判断行为人的悔罪态度如何。部分地区探索的适用诉前考察机制，存在考察项目较为简单、案件处理周期长、外部协调困难等问题，需要不断完善。三是检察听证效能不足，案件当事人自行申请召开听证会的较少，且听证参与度有待提升，程序公开性、教育性功能未充分释放。四是行刑反向衔接梗阻，存在未结合案件情况进行综合考量的情况，可能会导致重复、过度处罚，引发新的纠纷。存在某一犯罪行为难以归属为任何一类应受行政处罚的行为，仍建议进行行政处罚，该建议是否妥当有待考量。向行政主管机关提出检察建议后，行政主管机关若不积极行使职权，就会导致行刑反向衔接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
    二、优化相对不起诉制度的路径建议    （一）构建“三位一体”量化裁量标准。建议对客观危害分层建立“数额+情节”双轨制，对危险驾驶、轻微盗窃等常见罪名设置阶梯式标准。如盗窃罪设定“3000元以下无条件不诉，3000元至5000元结合退赔表现裁量”规则。主观恶性评估，将初犯、偶犯、过失犯罪列为正向指标，对职业犯、累犯设置负面清单，开发“社会危险性评估量表”辅助裁量。修复效果认证，明确退赔需在损失的80%以上，和解协议须经第三方见证，探索“赔偿金提存+分期履行”等灵活模式。积极探索DeepSeek等人工智能运用，构建智能裁量辅助系统，实现“类案同判”，研发统一的相对不起诉智能评估系统，嵌入已决案件数据库，设立犯罪手段、损害后果、前科记录等量化标签，系统自动推送相似案例处理结果，对偏离度过高的案件启动预警机制，要求检察官进行类案检索并说明理由。
    （二）推进检察听证实质化改革。完善听证启动机制，推行“权利告知+在线申请”双轨模式，在12309检察服务平台开通听证申请通道，当事人异议案件实行“双检察官审查制”。强化程序参与效能，对行为人出席率进行要求，应当全面落实行为人参与机制，由听证员现场对案件细节进行发问，充分了解案件的事情、性质，全面考量行为人的认罪认罚、赔偿谅解等情节，提出是否同意作相对不起诉的意见。探索“听证员质询+检察官训诫”复合教育模式，补充仅由检察机关对行为人训诫教育的不足，实现将单纯司法说教转化为多方参与的警示教育场景。构建听证质效评估体系，设置“听证意见采纳率”“申诉率”等5项核心指标，纳入检察官绩效考核。
    （三）创新诉前考察社会化矫治机制。开发智慧考察平台，整合社会服务需求，构建“基础项目+自选项目”数据库，行为人通过App对接社区服务，实现“服务时长数字化认证+服务对象动态评价”。优化考察期限设置，将考察期压缩至3个月至6个月，建立“服务积分兑换”制度，表现优异者可缩减考察时长，提升矫治积极性。组建专业考察团队，引入司法社工、心理咨询师等第三方力量，形成“检察机关主导+社会力量参与”的协同考察模式。必要时可抽查行为人的服务情况，前往服务现场监督服务效果，对于效果不佳的，及时进行提醒并完整记录，为最终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提供参考。
  （四）强化行刑反向衔接闭环管理。落实《人民检察院行刑反向衔接工作指引》，根据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的性质、情节、后果、犯罪对象等，综合考量是否进行行政处罚。完善行刑责任区分机制，建立“刑事不法—行政违法”双阶审查标准，由此准确识别刑事犯罪行为是否违反行政法律规定。如若某一犯罪行为可以归属应受行政处罚的行为，则可以建议对其进行行政处罚，反之则不应建议进行行政处罚。构建数字化衔接平台，打通检察业务系统与行政执法平台的数据接口，实现案件信息、证据材料、处罚结果的实时交互。健全监督问责体系，对行政机关超期未反馈的案件，启动检察监督程序。
    在推进轻罪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进程中，相对不起诉制度作为程序出罪的核心机制，既是司法谦抑性的体现，也是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抓手。相对不起诉制度的优化，不仅关乎司法效率的提升，更承载着修复社会信任、促进个体复归的深层价值。建议进一步通过构建“犯罪情节轻微”的量化标准与智能裁量模型，破解司法裁量泛化难题；以检察听证的实质化、公开化保障程序正义，增强公众对司法决策的认同；借助诉前考察机制与行刑反向衔接制度的协同，实现“惩罚—修复—预防”的治理闭环。
  （本文系2024年河南省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课题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