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张玉华相识于2001年。那天，他打来电话（那时我们都没有手机），第一句话就是：“潘老师好，我是（郑州）市检察院宣传处的张玉华，仰慕你很久了。”我赶忙打断说：“张老师好，喊我小潘就行，老师可万万担当不起。”“能者为师嘛。今天拜读了你的大作，写得真好，我是从公诉部门刚调过来的，对写作完全是门外汉，以后还要多向你学习。”第一次通话，张玉华的谦虚、执着便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002年7月，我和张玉华有幸参加了人民日报社在云南举办的新闻写作培训班，上课时我们同桌，住宿时在同一个房间，几乎形影不离。张玉华比我大十来岁，平日不苟言笑，但我俩在一起，总有说不完的话。不过在“原则”问题上，我们都比较倔。一次因为拍摄角度问题，我们各执己见，谁也说服不了谁。
    张玉华虽是半路出家的宣传人，但他对工作的炽热非常令我敬佩。每写好一篇稿件，他都不辞辛苦，骑上自行车，奔波于郑州各家媒体。我劝他用传真或发邮件，他“嘿嘿”笑着说：“只有面对面和记者、编辑交流，才能学到真本事，取到‘真经’。”
    张玉华平日里温文尔雅，但发起脾气来，是相当的火爆。那时宣传工作考核得极严，每个季度都要把报纸杂志发表的稿子原件送到市检察院审核。一次我刚过去不久，一个区检察院的年轻人抱着一摞报纸进来。张玉华带着老花镜，一篇篇地详细过目。猛然，他提高了声音：“这么个豆腐块，能有1000多字？”年轻人辩解说：“应该差不多吧。”“什么叫应该差不多，这是纯粹的弄虚作假，全部拿回去，核对好了再来报！”年轻人悻悻地离开了，我则暗自对他竖起了大拇指。
    张玉华退休的当天，打电话和我告辞，我一阵唏嘘：“春风若有怜花意，可否许我再少年！”
    随后我们联系得慢慢少了，但他始终关心着巩义市检察院的宣传工作，也一直关注着我。有一次，他专门托人给我带回了两瓶他在北京买的纯正二锅头。那一刻，暖流涌上心头。
    君子之交淡如水。我和张玉华是在宣传工作中建立了信任，在信任中结下了深厚友谊，在友谊的基础上升华为重情重义的兄弟。亲爱的兄弟，祝你一切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