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8月21日，以“一体推进‘三不’（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提高乡村治理效能”为主题的2020“清风荷韵·中原廉文化”论坛成功举办。国内知名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围绕构建乡村治理新格局的地方经验与启示，在乡村治理中如何发挥党组织引领作用，如何通过乡村治理巩固深化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整治成效，如何保障群众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地位，民生领域“微腐败”主要表现、成因及治理对策，如何破解乡村治理中制度执行难问题等内容，进行了学术研讨并建言献策，为我省一体推进“三不”体制机制提供了有益借鉴。
疫情防控对反腐败的启示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北航廉洁研究与教育中心主任、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廉政分会会长任建明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成功的两条关键经验，也适用于反腐败。考察我国多年的反腐败工作，问题恰恰出在这两个方面：一是查处速度太慢，体现在查办的第一个环节即发现环节上，即发现难、发现慢。二是在案件查办方面有例外、有选择性，在一些案件上搞“切割”，导致查办不彻底。
    两者比较的结论与含义是清楚的。首先，在没有有效预防和高阶惩治制度的情况下，反腐败不仅可以成功，而且能够快速成功，正像我们在疫情防控上创出奇迹那样。其次，快速成功的办法并不复杂，就是要在腐败案件查办上，解决两个问题。一是解决查办速度过慢的问题，或腐败潜伏期过长的问题；二是解决难以做到必定的问题。潜伏期过长，表面上看是信访举报问题。难以做到必定的原因则更为复杂。这两个问题都可归因到反腐败机构和体制上，因此继续深化改革是必需的。另外，“减存量”这一反腐败政策也需要调整为“去存量”。按照快速查办的要求，就是要做到快速“去存量”。在存量规模很大的情况下，快速“去存量”就会成为一个具有很大挑战性的问题。
反腐败斗争再平衡：完善容错纠错机制
    中国人民大学反腐败与廉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毛昭晖
    容错的核心功能就是激励公职人员改革创新，创造价值。通过容错纠错机制，合理配置履职行为不同的容错率，有助于避免更大的风险。在运用容错纠错甄别评价“动机态度、客观实际、程序方法、性质程度、后果影响以及挽回损失”六要件时，必须科学地运用基本原则，才能做到精准容错。基本原则包括：政治与法治统一原则；正当性与效率性均衡原则；容错率差异化原则；动态优先权排序原则；最小防范成本原则；公务行为有限责任原则；容纠并举，有偏必纠原则；
紧急状态免责原则；防范利益冲突原则；人事分离原则。
    不容是容错的前提，要厘清“容”与“不容”的界限，用负面清单划出不容的底线，并通过容错负面清单让履职行为的风险具有可预见性。不容错主要围绕四个方面：政治问题不容、故意谋取私利不容、重大损失和恶劣影响不容和重复性违规违纪行为不容。应当注意严格控制容错负面清单的范围，并对不同性质、不同类型的履职行为，建立差异化容错负面清单。
三重联动一体推进“三不”体制机制    
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纪亚光
    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体制机制，是在全面从严治党新形势下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新背景下进行的，旨在构建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监察体系。实现这一目标，应注重厘清监督主体的角色定位，构建以点带面的三重联动机制：一是以党的统一领导为根本，二是依托纪检监察机关，三是调动全社会的力量形成立体化监督合力。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一体推进“三不”体制机制的根本保障。反腐败是一项系统工程，一体推进“三不”体制机制，体现的是战略思维，需党的坚强领导为其提供保障。专门的监察机关是顺利实施党领导的反腐败斗争的必要保证，在一体推进“三不”体制机制中发挥着主力军作用。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高度统一。在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政监察机关主力军作用的基础上，进一步构建群众监督制度化、规范化机制，使监督主体扩展为全社会，有助于进一步夯实治本基础，一体推进“三不”体制机制。
一体推进县域监督体系建设
    湖南大学廉政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教授、博导袁柏顺
    当前，县域监督体系的构建，县域之内深入推进反腐败工作和全面从严治党尚存在不少问题与挑战，主要表现为：基层监督力量严重不足；监督任务更加繁重；熟人社会、乡土社会特征更加明显，从而使监督环境更加复杂；监督能力严重不足。所有这些，一方面使得一体推进县域监督体系更有必要性；另一方面，县域治理体系尤其是县委权力的高度集中，使得一体推进“三不”体制机制更具可行性。
    构建一体推进“三不”体制机制，挖掘系统集成创新潜力，为县域监督体系建设和应对上述挑战提供了新理念、新思路。可以从三个方面着手，一体推进县域监督体系建设：注重案件查办、巡视巡察的后半篇文章，放大警示教育的阻吓、补漏、价值重塑与引领作用，注重日常监督的两头贯通，实现“三不”一体化；重构基本工作流程，开展清单式监督，在智慧纪检、“互联网+”监督中将“三不”一体内嵌；发挥县委统筹协调作用、县纪委协助组织协调作用，整合县域监督力量，主动结合上级监督力量。
构建乡村组织振兴评价指标体系
黑龙江省社科院副院长、研究员陈静
    所谓乡村组织振兴就是通过乡村组织系统内各组织之间的协同互促，推动乡村组织实现有序、有力、有为发展。如何衡量乡村组织振兴的成效？这就从学理上提出了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的课题。制定乡村组织振兴指标体系，一方面能够直观地反映乡村组织振兴现实状态，动态了解乡村组织振兴运行的进程，掌握乡村组织振兴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另一方面能够引领乡村组织振兴向着积极的方向发展。构建乡村组织振兴评价指标体系应坚持五大原则：创新性原则、问题导向原则、可行性原则、系统性原则、动态性原则。在这样的研究思路和构建原则指导下，乡村组织振兴评价指标体系设定了3个一级指标：物质条件、能力条件、制度条件。其中物质条件是乡村组织振兴的基础，能力条件是乡村组织振兴的关键，制度条件是乡村组织振兴的保障。物质条件设立两个评价指标：集体资产与集体资金。能力条件设立3个评价指标：素质水平、纪律遵守、人才状况。制度条件设立4个评价指标：制度完备性、制度科学性、制度运行程序、制度执行效果。
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三治融合”问题
河南大学廉政研究中心研究员崔会敏
    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是近年来乡村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创新模式。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十九届四中全会又升格为“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
    自治即自我治理，相对于他治而言，强调行动者的主体性和参与性。法治是指法律主治，意味着法律至高无上，人人皆受法律统治而不受任性统治，强调行动者行为的正当性。德治即以道德规范来约束人们的行为，从而形成社会秩序的治理理念和方式，强调行为者的向善性。
    在基层治理空间中，要把握自治核心，围绕发挥群众参与积极性，探索“三治融合”的协同运行机制。在基层自治层面要建立基层群众参与的平台和渠道，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和网络平台，重视线上线下结合，从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激励群众参与治理，同时注意数字技术对基层社会治理的双刃剑效应，要为技术不可及的弱势群体预留绿色通道。
尊重社区自治权利激发乡村居民责任感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乔新生
    当前中国社会治理存在的最大问题在于，农业文明正在发生变化，乡村人际关系异常复杂。解决乡村治理中存在的问题，一方面要引入现代工业文明、网络文明和数字文明形态，提高生产效率，通过增量改革，解决乡村社会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另一方面要尊重社区自治权利，激发村民的主人翁意识和责任感，依靠乡土社会的传统道德伦理体系，约束不良的行为，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从而使我国乡村治理体系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基础。
    外部力量的介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乡村活力，化解社会矛盾，形成上下联动、政府指导的新型乡村社会治理结构。淮阳的做法之所以值得肯定，一方面是因为充分借鉴了枫桥经验，具有历史的传承，另一方面又引入现代数字管理模式，依靠大数据发现问题，并且及时处理纠纷。淮阳的做法值得推广。
发挥结构功能实现乡村多元共治
    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白贵一
    乡村是国家的基础，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组成部分。在城乡一体化的今天，要振兴乡村，除了国家对乡村必要的经济支持和技术帮助外，还要有稳定有效的治理结构。乡村多元共治的组织治理是一项长期的政治和经济社会建设，要发挥乡村组织治理结构功能，要实现党的领导、依法治国和人民群众当家做主有机统一，需完善村党支部与村委会统一的治理机制，将村党支部嵌入村治体系之中，实现村支部与村委会工作融合统一；同时需要明确乡镇政府与村委会事权关系，完善事务指导工作运行机制，实现政府行政与自治行政完美衔接。只有治理组织既独立发挥职能又有机统一，才能共同推进乡村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事业发展，实现乡村振兴并建设一个政治、经济、伦理共同体。
鼓励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李卓谦
    新乡贤是指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继承了乡贤优良传统，有知识、有道德、有情怀，拥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并能带动乡村社会新发展的群体。新时代乡贤广泛参与乡村振兴实践，多次被中央文件强调。当今是智治时代，乡村治理亦应该借助信息化手段与新乡贤的智力、财力、人力，加速助推乡村振兴的实现。智治时代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路径：一是夯实基础，建立健全智治时代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二是通过建立健全相关激励机制，畅通新乡贤融入乡村治理的人才引进渠道，建立相应的监督机制，为新乡贤回归乡村创造条件；三是通过塑造文明乡风，培育和弘扬乡贤文化，在社会中进一步形成尊重乡贤、重视乡贤、爱护乡贤、信任乡贤的文化氛围，以乡情和乡愁为纽带，用真心“捂热”游子之心；四是不断完善科技支撑下的乡村治理体系，切实提高乡村治理的智能化水平。
在基层自治中保障农民主体地位
河南省社科院信息中心负责人、研究员王宏源
    基于基层社会内外部环境发生的深刻变化，需要充分发挥乡村传统治理资源的积极作用，切实保障农民在乡村基层自治中的主体地位，破解治理难题，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要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继续深化农村综合改革，积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鼓励农民创新创业致富。要采取得力措施，不断促进农民自身素质和能力提升，为乡村振兴培育各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具有现代民主参与意识和合作精神的专业化人才。要尊重并保障农民的合法政治诉求，保障农民的知情权，重视农民的参与权，有序扩展农民议事以及民主协商的空间。同时，要建立健全党组织领导下的村务监督机制，使农民对乡村自治的监督常态化。
推动治理重心下沉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
清华大学社会治理与发展研究院副秘书长贾征
    破解当前基层社会治理中存在的问题，我们面临着不少挑战和机遇。一要强化并发挥基层党组织在基层治理中的领导作用。二要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体制，推动社会治理重心下移，加强基层社会治理协同模式。三要推进法治建设，加强基层领域的立法、执法工作，增强基层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和执行性。四要推动基层社会治理智能化，借助数据共享信息，积极推动构建跨部门、跨地区协同治理系统。五要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让社会心理服务广泛参与到矛盾化解、调解纠纷过程中。六要唤醒基层治理的文化乡建，为基层治理加点“乡土味”，重塑“孝亲文化”，重建“家庭伦理”，打造城市与乡村功能互补的“城乡中国”。
柔性之治，何以燎原？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胡卫卫
    从历史变迁的角度审视中国乡村社会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不同的历史阶段呈现出不同的乡村治理范式。乡村治理范式的选择不仅关乎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地，还关乎乡村善治的实现进程。乡村柔性治理因其内在价值的创新性和前瞻性，成为21世纪乡村治理变革的重要走向。乡村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背景下，柔性治理的价值、功能和目标定位在于基层政权的公共性重塑、“三治融合”治理体系建构和弱势群体的话语权回归。乡村柔性治理落地化，需要地方政府转变传统权威主义观，树立柔性治理理念，以强化农村基层党建为抓手，形塑村民秩序认同，推进“悬浮型政权”向“服务型政权”过渡，建构农民话语权，拓展社会结构弹性空间，强化基础性权力建设。
清风荷韵·中原廉文化系列活动随想
河南省廉政理论研究中心主任徐喜林
    清风荷韵·中原廉文化系列活动已举办六届。对此我有两点感悟。一、关于乡村治理的理论与实践。近两届活动专题研讨乡村治理，说明乡村治理意义重大，也说明淮阳的乡村治理可圈可点。乡村治理千头万绪，不妨用“廉、治、兴”三个字概括要义。廉是治的力量源泉与兴的重要保证。淮阳开展的“微权四化”和濮阳开展的“廉洁乡村建设”，都是从廉入手推动乡村治理。治是廉的实现路经与兴的基本前提。淮阳开展的“巡察村居暨综合治理”成效显著。兴是廉的价值追求与治的必然结果。廉促勤，治生兴，这方面的实践探索产生了良好的效果。二、对该活动的认识与建议。该活动由廉书画、廉论坛、廉戏曲、廉征文、廉环境五部分组成，珠联璧合、相映成趣。一是寓廉于活，赋予活动广阔舞台。活动可从廉政、廉洁、反腐等视角系列研讨，不落俗套，生机永驻。二是寓庄于趣，赋予活动鲜活魅力。除论坛外，书画给人以高雅感悟，情景剧描绘了羲乡正道的轮廓，平添了韵味。三是寓理于践，赋予活动清新地气。虚有理论实有实践，增加了活动的可信度和说服力。六届活动，理论研讨碰撞思辨火花，展示了河南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