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以来，抗击疫情成为国家与社会的中心议题，整个过程对我们的工作、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在人类史上留下了深刻印记。经历了一波波“硬核”阻击战之后，我们需要理性思考这次“战时警务”的经验教训，为接下来的防控新常态提供借鉴，其中社区封闭式管理以及人们的认知问题即是典型样本之一。
从治安人角度看控制、秩序与防控效果
    简而言之，封闭式管理是疫情期间为了防止病毒扩散、交叉感染，社区（单位）对出入人员进行的身份识别、扫码登记、体温测量等一系列管控措施。
    首先，封闭式管理是特殊时期治安管控的集中体现。应该看到，疫情期间“封闭式管理”不是社区“封锁”、禁止出入，而是比正常时期更为严格的出入管控措施，其本质仍然属于“门岗管理”或“出入口控制”范畴。
    出入口控制需要遵循一个原则，即“让受欢迎者如入无人之境，让不速之客寸步难行”，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定义并识别出谁是“受欢迎者”，谁是“不速之客”。疫情防控期间，我们看到社区派发居住证明、指定商家送货、扫码识别行程、出入测量体温、非业主及车辆禁止入内甚至强制集中隔离等一系列出入管控措施，就是为了识别出“疫区来的”“体温高的”等“不速之客”，防止疫情扩散、交叉感染。
    其次，封闭式管理需要坚持秩序优先、适度控制原则。
    既然是“非常态”下的应急措施，那么必须遵循秩序优先原则，即相关管控措施的出发点与落脚点都指向“不速之客”的识别与隔离，这是第一位的，至于“受欢迎者”的便利性以及心理体验只能排在后面。在治安人眼中，我们可以暂时容忍没有自由的秩序，但是绝不允许没有秩序的自由。
    那么秩序优先就不要自由了吗？当然不是。为了实现“既要安定有序又要充满活力”的治理目标，还需要遵循适度控制原则，该原则要求治安工作下有底线（严格执法确保“刚性”秩序），但上不封顶（热情服务提供“无限”自由），这对治安主体的治理能力提出了极高要求。
    最后，公众对于封闭式管理的接纳程度直接影响防控效果。封闭式管理，出入口控制，治安防控，乍听起来总让人觉得不那么舒服。本次疫情防控期间，各国民众对于居家隔离、封闭式管理的认知差异和接纳程度，呈现出丰富的田野样态与文化意蕴。回过头看，我国民众对于封闭式管理的接受与配合，为遏制疫情蔓延传播起到了强大的支持作用。
    放眼全球，各国警方为了让民众减少出行、居家隔离使出了浑身解数：如英国大喇叭劝阻、意大利“当街驱赶”、印度“棍棒伺候”等，只是防控效果却不甚明显。
封闭式管理体现我国制度优势与文化自信
    整体来看，我国抗击疫情取得战略性成效的背后，体现了巨大的制度优势与文化自信：一方面表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在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的组织动员与应急管理能力；另一方面则是特殊时期社会公众对于国家管控的需求、认同与遵守。
    面对国家治理与社会规训，传统国人的内心深处并没有太多西方意义上的“权利本位”因素，而更有可能是“秩序偏好”与“便利优先”的意识形态。治安的关键是治心，这些朴素的治安思想很容易被大部分国人理解和接受。在举国上下共抗疫情的氛围中，那些暂时的不适与个体的龃龉被“家国情怀”统统吸纳，少了无谓的社会对抗与群体摩擦，才能更好地“集中力量办大事”。而当看到世界各国疫情防控形势与效果时，我们更加能够做到理性平和、心中有数。
  （作者系河南警察学院治安系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