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那是我从部队转业到检察机关从事检察宣传工作以后，第一次遇到因发表批评性报道被人找上“门”，这件事虽然已经过去了20多年，但初被人“找”的紧张，到结果的圆满却一直深刻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每次想起都别有一番滋味。
    那是1992年10月，我在《河南日报》、《河南法制报》上发表了一篇批评性报道。报道发表后的一个星期日，我和爱人、儿子早早起床收拾东西准备去人民公园看动物表演，兑现我常因工作忙而多次对儿子违约的承诺。突然，茶几上的电话铃响了，儿子和爱人的脸几乎同时“晴转多云”，儿子不满地嘟囔道：“看来，爸爸这次的承诺又不能兑现了。”我抓起电话刚放到耳边，就听到话筒里传出了一阵质问声:“我跟你前世无冤后世无仇，你为啥要‘捅’我呢？就你在报纸上写的那篇《假冒“××”名牌矿灯被查处》的报道使不少客户退货，还引来了工商局和检察院的查处，使我们厂遭受很大的损失。”
    一连串的质问让我一下子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从对方隐约的叙述中使我回想起来，我是写过一篇这样的稿子。当时高检院、省检察院曾就检察机关要严厉打击假冒商标犯罪，为企业创造良好的经营环境问题多次发出指示，当时属焦作管辖的济源市检察院查办了一起假冒“××”名牌矿灯商标案，主要案犯已被依法逮捕，一些个体企业也因仿冒生产受到查处，被中央电视台质量万里行曝光。我依据济源市检察院报来的有关材料在稿件里通报了个别假冒“××”名牌矿灯商标，仿冒生产个体企业的情况，并说明了此行为将可能承担的法律后果。其中就有这个打电话厂长的厂子。说实在的，听到这个厂子的损失我倒可以理解那位厂长此时此刻的情绪，但考虑到我是一名负责法律宣传工作的检察官，根据规定，我有责任在事实面前，利用媒体发挥舆论监督作用，
揭露犯罪，宣传法治，提醒群众，这一点我决不能有丝毫的退却。于是，我在电话里理直气壮地与其摆事实讲道理，但那位厂长还是坚持认为就是我的那篇报道把他的厂子“捅”惨了。
    站在一旁的爱人听到我与那位厂长的通话，似乎明白了什么，也不止一次地向我投来了赞许和支持的目光。
    几天后，一位同事悄悄地对我说：“那个厂长到处打听你的背景，是不是有后台，还打听你家里人的情况……”此后，我家里接连不断地接到了一些莫名其妙的电话。要么是在大清早，要么是半夜，要么电话接通后对方不讲话，要么话中有话地说：“你把俺‘捅’惨了，你能好过吗？”对于这些近似恐吓的语言，在武警部队服役20多年刚转业到检察院工作的我，倒没有太放在心上。但我爱人的心却整天绷得紧紧的，她专门请人把家里的门安了保险锁。儿子上学，她反复交代放学后要马上回家，不要在外边和不认识的小朋友玩，更不要乱吃陌生人给的食品。我不在家或出差时，她还交代儿子有不认识的人来访不要开门。看到爱人的这些举动，同事们、邻居们也都劝我：“不要大意，红了眼的人什么事都能干出来，防人之心不可无嘛。”
    随着这种紧张的“防备”持续了一段时间后，那个电话却莫名其妙地再没有出现过，慢慢地我家的防备也逐渐放松了。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有一天，我突然又接到了那位厂长的电话。不过，这一次与过去大不一样，不再是那么充满火药味了，语气温和而且诚恳，言语之中流露出愧疚和羞涩，他向我道歉了：“对不起，打扰您了。过去，我曾有过不理解您的地方和不礼貌的言辞，请恕我过去对您的冒犯。”听到这些话，我再一次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说真的，我还真想去焦作市检察院登门感谢您呢，如果没有您的那篇批评报道作促进，我一个个体企业的厂长，就不可能有受到冲击后的反思，也不可能那么快地就增强了法律观念和商标意识，更不能有今天的二次创业……”
    他还告诉我，经有关部门批准，他已经申报了自己的矿灯商标，产品投入市场后，在省内外迅速地打开了销路，受到冲击后的经营情况已经有了明显好转，并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他风趣地说：“靠仿冒别人的牌子挣钱，既不合法又不安全，还是守法经营，本分经商，抱着自己的孩子放心。”
    他为什么这么快就转变思想了呢？事后我才得知，他的厂被多家新闻媒体曝光后，不仅引起了众多客户退货，造成了很大经济损失，还被推上了被告席。他痛定思痛，进行了深刻反思后，决心依法经营，合法挣钱。后来，我从有关部门还了解到，从那以后，他再没有发生过类似现象，他所经营的厂子被有关部门评为合法经营先进个体企业，他本人还被评为先进个人。
    不打不成交，我俩在今后的日子里成了心里经常惦记的好朋友，虽然至今我们还未曾见过面，但他却多次邀我去他家里做客，去他的厂子里参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