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春秋封建制，与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具有一个共同的关键特征，那就是，每个人都通过封建的契约与另外一个或几个人建立起双向的权利、义务关系。
    因为契约的个别性，所以每个人的权利、义务都是特别的，每个人与其他人的地位、权利都不同，它与身份联系在一起。因而，在整个社会上，人与人是不平等的。但是，每个人的权利和义务又都是明确的，封臣对领主所应尽的义务仅限于契约所规定者，领主对封臣的权利同样仅限于契约所规定者。领主不能对封臣主张契约未曾规定的权利，在封臣看来，这根本不是权利，他完全可以拒绝。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封建制下每个人都是自由的。
    这当然涉及自由的定义问题。有人把自由理解为随心所欲，按这个定义，封建时代的人当然没有自由——任何时代都没有这种自由。假如自由是指免受他人专断力量之强制，则封建制下的人们就是自由的，因为，封臣确实不会遭到专断力量的强制。
    因此，在封建时代，人们的权利意识是非常强的，甚至比任何时代都强。每个人都守护着自己的权利，警惕别人入侵，包括领主的无理要求。
    强迫国王重归契约和法律。
    中国西周、春秋时代的君臣关系同样是如此的。后世俗儒受皇权专制主义理念的影响，过多地强调诸侯对天子的义务，而忽略了天子对诸侯、君对臣的权利的限度或义务的一面。也因此，对于孔子的一句名言，无法作出清晰的解释。
    论语《八佾》篇有这样一段记载：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所谓礼，就是指契约或者契约一般化后的习惯法，这个法律明确规定了封臣对作为领主的君主的义务，君主只能在此范围内支配封臣，在此范围内，封臣也会忠于职守。归根结底，这里的忠，不是忠于君主本人，而是忠于两人订立的契约。
    朱子后来的解释就已经偏离了这一点：在《四书集注》本章下注云：二者皆理之当然，各欲自尽而已。又引尹氏之解释说：“君臣以义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礼，则臣事君以忠。”这里似乎把君臣关系转化成了一种道德伦理关系，但其实两者是一种契约与法律关系。
    孔子这句话后面其实还有一个足以令后世俗儒震骇的潜台词：“君使臣不以礼，臣事君不以忠。”如果君主超出法律规定的义务，强行对封臣主张某种权利，则封臣完全可以拒绝他。这样的言外之意，孟子十分清楚地说了出来。孟子告诉齐宣王：“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
    历史上还真有君臣成仇之事。楚平王因听信小人谗言，杀害伍子胥的父兄。此举意味着，平王已经撕毁了封建的契约，伍子胥当然也就解除了对楚王的效忠——那个时代是没有爱“国”之说的。楚平王只是领主，而不代表国家。伍子胥为了报仇，历尽艰辛，逃亡到吴，借兵伐楚。彼时平王已死，子胥乃掘墓鞭尸，方消心头之恨。
    对伍子胥的这种做法，《左传》予以谴责。汉代的春秋公羊学家却持支持态度，司马迁曾从董仲舒受学，因而接受公羊家的意见，在《史记》中专门为伍子胥作传，并评论说：“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方子胥窘于江上，道乞食，志岂尝须臾忘郢邪？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 （秋风）